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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自愿性”
www.nanchongpeace.gov.cn 】 【 2018-11-26 17:16:46 】 【 来源:南充政法长安网 】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新增内容。从内容上看,其前提及核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以实现实体上的从宽和程序上的从简的双重价值。被告人自愿放弃一部分法律所提供的正当程序权利保护,以期达到量刑上获得从宽处罚的法律结果。这一前提下,认罪认罚中被告人的自愿性成为了适用认罪认罚的逻辑起点和从宽处理的关键点。“自愿性”保障与审查就成为了认罪认罚从宽的重要内容。
  
  一、现实忧虑:基于“快播案”的思考
  
  (一)基本案情
  
  深圳快播公司开发了“快播”服务器软件和“快播”网页播放器,一度成为全国市场占有量第一的播放器。2014年4月,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协调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对快播公司传播淫秽色情视频行为进行了查处。2016年1月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连续两天对被告单位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快播公司经理王欣,主管人员吴铭、张克东、牛文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一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庭审中,快播公司和4名被告人均不承认公诉机关的指控,坚称技术中立,辩称无罪。此外,控辩双方还就本案的证据采集程序是否合法,起获的服务器证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了辩论。公诉人建议对王欣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鉴于案件涉及面广,取证困难,法院先后三次延长审理期限。
  
  2016年9月9日第二次开庭出现了反转:庭审现场没了第一次庭审的辩控激烈交锋,取而代之的是被告方认罪,证据资格不再成为问题。辩护律师以及公诉人对传唤到庭的鉴定人进行了简单发问。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辩、控双方在庭审前就本案的犯罪事实认定以及量刑方面达成了很大的共识。对此,海淀法院宣称“在第二次庭前会议上,进行了充分的证据公示”。公诉人在陈述环节透露,“在之前的庭前会议中,被告单位以及被告人王欣、张克东、牛文举均明确表示认罪”。9月13日法院对被告单位及四名被告人作出了有罪判决,其中王欣获刑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二)质疑:程序的正当性
  
  本案第一次庭审,围绕实体的有无犯罪、有无证据资格等关键问题展开激烈辩论,让社会公众大开眼界,是对抗制诉讼效果的完整体现,也让公众看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光芒四射。第二次庭审的“剧情大逆转”让围观群众大跌眼镜:随着被告方的认罪、证据资格不再成为问题,整个庭审变成了传统的法学教育片。从程序的视角来看,被告人真的自愿认罪吗?即便自愿认罪,其基于真心悔过还是对现有法律和管制框架的不得已妥协。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从宽处理程序正当性的基本要求。
  
  二、思量: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标志着认罪认罚程序正式启动,并覆盖到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各个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字面中有三个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背后有两个底线:确保被追诉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确保司法机关从宽处理的合法性。保障这一制度公正性来源的基础就是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要准确厘清“自愿性”的内涵,首先在于认罪认罚制度产生背景之明晰。
  
  (一)认罪认罚制度的价值追求和审查标准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其内容解读称:“认罪认罚制度…有利于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配合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好案件,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也有利于减少社会对抗,修复社会关系。这两个有利于清晰的发现认罪认罚制度的产生背景和改革动力。
  
  1.从程序法的层面上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产生是为“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是即,国家在法律上承认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行为可以取得法律上对其犯罪行为的从宽处理,其背后的逻辑在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行为减轻了司法人员的负担,节约了司法资源,使得司法资源可以更多地投入到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中去。是故,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行为可以定义为“承认自己犯下了被指控的行为以及对该行为可能带来的否定的法律评价后果予以接受”。据此,法官可以缩减庭审流程直至做出有罪判决。那么,无论被告人做出认罪认罚表示的动机是什么,在其他条件符合的情况下,都应当适用认罪认罚从宽而取得较轻的刑罚。因此“自愿性”的审查标准应该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是否存在被胁迫、逼供等不法、不真实的情形。
  
  2.从实体法的层面而言,认罪认罚的产生是“有利于减少社会对抗,修复社会关系”。是即,被告人之所以能够被从宽处理,在于其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并自愿接受法律的制裁。换言之,被告人被从宽处理是因为其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和再次犯罪的可能性的降低。刑罚的目的之一就是特殊预防,在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的情况下,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就有所降低,这体现在判决中就是较轻的刑罚。这个层面,只有被告人做出了认罪认罚的意思表示,并且这种意思表示是出于真心自愿,才能认定其特殊预防的必要性降低,对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才是正当的。
  
  显然,实体法层面和程序法层面,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内涵不同,层次也不同。基于此,“自愿性”可以划分不同的级别。(1)高级状态:出于悔过的心理,承认实施了控方所指控的行为,并且愿意承担相应的刑罚,积极主动地挽回被害人的损失,主动进行赔偿,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等。在这种情况下,实体法层次和程序法层次上的价值得到了统一,对被告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毋庸置疑;(2)中级状态:被告人为了减轻刑罚,权衡利弊后做出了认罪认罚的表示,同时对所要面临的概括的刑罚后果予以承认。其出发点虽不是完全基于悔过心理,其配合调查,其认罪认罚行为也确实提高了司法效率。其认罪认罚的动机虽不受法律的鼓励,但也是法律所允许的;(3)最低状态:自愿是被告人在未受到欺诈、胁迫的情况做出了认罪认罚的表示。此种分类界定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对被告人是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上,也体现在具体量刑的幅度上。
  
  (二)认罪认罚制度下具体案件的“自愿性”要求
  
  在认罪认罚的具体从宽标准中,在试点地区一般保持30%以内的从宽幅度。量刑幅度也必然是对“自愿性”的考量,“自愿性”程度不同,从宽的幅度自然有所区别。不同案件的性质,对自愿性程度的最低要求也不同。具体而言,对于轻微刑事案件,只要被告人达到了自愿的最低程度,就应对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在程序上从简,量刑上从宽;对于重大刑事案件,只要被告人的“自愿”达到了中级状态以上的程度,就应当对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而如果被告人的自愿仅达到了自愿的最低状态,原则上也应当对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但是,若被告人对案件的主要事实避重就轻,敷衍搪塞或者妄图推卸责任减轻自己的罪责的,或者与司法机关的配合上存在明显的心理甚至肢体上的抗拒的,或者对司法机关以及执法人员及其不尊重的,或者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恐吓威胁等,诸如此类能明显证明其毫无悔意,再犯危险性高的行为,就不应对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并由司法人员在文书中做一简要说明。
  
  三、明晰:“自愿性”的评定标准和认定方法
  
  程序简化是“认罪认罚”制度的亮点,如果法庭庭审仍然将控辩双方无争议的定罪和量刑问题作为审查对象,庭审难免有流于形式之嫌。有鉴于此,认罪认罚制度的审理重心应放在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问题上。
  
  (一)判定因素:认罪意愿和认罪程度
  
  被告人认罪可以分为主动认罪和被动认罪。主动认罪,即行为人完全自发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是触犯法律的,出于真诚的悔悟,真心实意地承认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自愿接受法律对自己的行为的纠正,这是一种完全的、彻底的认罪。而被动认罪是行为人出于外界的强力因素的作用,被迫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性,其对自己的过错的承认是不得已的,其对自己的行为所要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是抗拒的,只是出于对法律的畏惧而接受了这种结果。在自首制度的规定中对两者的区分有所体现,主动认罪在自首制度中的体现就是主动自首,而被动认罪在自首制度中的体现就是被动自首。同样的,用以判定主动认罪和被动认罪的学理上的通说也可以用来判定自愿性的程度,主动认罪对应的是自愿的高级状态,被动认罪对应的是自愿的中级情况和最低情况。
  
  (二) 考量因素:赔偿意愿和赔偿程度
  
  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重要的内容,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对于减少社会对抗、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化解矛盾意义重大。细化而言,被告人积极主动赔偿,一般可以理解为意欲减轻自己的危害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补偿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损失的积极态度,这说明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的降低,基于此,法律应当做出积极的评价。具体而言,根据赔偿对被害人损失的弥补程度、损害后果的减轻程度、损害社会关系的修复程度予以不同程度的从宽处理。最经典的赔偿影响量刑的模式就是? 被告人赔偿是认罪认罚从宽的“减少社会对抗,修复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化。是故,将赔偿意愿和赔偿程度作为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考量依据是合理的。此外,赔偿的意愿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动机,可以辅助判断被告人自愿性的层次,此时,赔偿程度对量刑的影响模式为:
  
  值得注意的是,被害人对赔偿数额漫天要价,提出完全不合理或者显然超出被告人承担能力的赔偿要求,或者出于对被告人的仇视心理,即使接受了对方的足够的赔偿,也拒不原谅被告人。此时如果按照第一种模式,被告人就无法获得从宽处理,其积极赔偿的行为无法得到法律上的正面评价,有打击被告人悔罪赔偿积极性的倾向。而如果被告人选择认罪认罚并且主动做出了足够的赔偿,那么即使被害人并没有明确表示谅解,也可将被告人主动赔偿的行为作为判断其自愿性层次的一个因素,通过第二个模式给予其赔偿行为的正面评价。当然,赔偿意愿和程度作为认罪认罚“自愿性”考量因素,赔偿态度越积极、数额越多,对受害人损害的修复程度就相对越好,法律对其正面评价就越高。当然也应考虑考虑被告人赔偿的能力。
  
  (三)参照因素: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
  
  在量刑规范化中,被害人谅解是独立的量刑情节。通常是考虑到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前提是犯罪人真心实意地悔过,取得被害人谅解能够反映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的降低。基于此,取得被害人谅解作为了从轻处理的原因。其逻辑结构为:。事实上,取得被害人谅解不等于被告人诚心悔过。现实可能是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行为在常理上是应当可以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的,但是由于被害人限于一时的愤恨心理,拒不表示谅解被害人,亦或被害人已经表示谅解,但受到身边人的鼓动,媒体的推动等,仇恨心理又起,这时又当怎么处理呢?显然过于强调被害人是否谅解,那么被害人主观情感的变化就会导致认罪认罚协商过程的随意变更,不仅将严重影响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常运行,也与其提高司法效率的初衷背道而驰。
  
  结语
  
  在认罪认罚的语境下,被告人的自愿性审查是重心。在对自愿性的认定中,要区别认罪认罚的意愿和程度,细致考量被告人悔罪表现的真实性及其程度,避免不分轻重的对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要在最大程度上使被告人承担的刑罚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相适应,以期达到罪行相适应和认罪认罚从宽的双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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