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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法庭”多元化调解机制的磨合与优化
www.nanchongpeace.gov.cn 】 【 2019-04-02 10:20:55 】 【 来源:南充政法长安网 】

  “对抗式审判激发了而不是最小化了争议,它是以置双方当事人于相互对立的地位的方式来构造,对抗式程序对于处理那些存在争议过后必须继续相互往来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尤为糟糕”。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具有“熟人社会”的典型特征,不仅聚居区相对居中,许多居民之间又“沾亲带故”,对抗式审判方式往往也难以做到息诉罢讼,真正做到化解矛盾纠纷。2015年开始,LZ地区以“枫桥经验”为基础,开展以诉非衔接、诉调对接为主导的“多元化调解机制”,推动该地区“平安社区”建设。由于农村地区的特殊性,农村法庭适用“多元化调解”有着相较于城区的显着区别,本文以LZ地区农村地区派出法庭运用多元化调解机制为实践,从而分析如何进一步完善多元化调解机制。


  一、实践:农村法庭多元化调解机制的运用现状


  为进一步扩大调解范围和调解效果,许多地方法院都设置了大调解中心,将法院调解与其他调解手段相结合,并同时贯穿与诉讼中的各个阶段(包括诉前调解),形成多元化调解模式。目前,L法院利用大调解中心,全力推行诉非衔接,充分运用多元主体利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本文以LZ地区农村地区派出法庭工作实际为样本,对多元调解机制在农村地区派出法庭的运行现状以及运行效果进行分析。


  (一)运行现状——制度设计上的欠缺


  1、运行模式——法院“中心”地位减弱


  在适用多元化调解机制,LZ地区采用了以法院为主导的诉非衔接以及诉调对接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包括诉前的诉非衔接、诉中的诉调对接、诉后回访。具体流程为当事人到法院提出诉求后,在取得当事人同意后,由法庭将案件委托给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或者邀请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当调解不成功时,由人民法院登记并立案。对于先行调解的结果,也可通过司法确认的方式,进行确认,也可进行诉讼并进行出具民事调解书。在调解成功后,不定期对调解案件进行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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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模式虽然可以最大的发挥法院在确定争议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也赋予双方达成调解的协议的强制力,但这种模式下法院依赖于其他部门的配合以及协助。要完整、有效的发挥该模式,就需要多部门的联合法力,即其他主体主动发挥调解力量。


  2、运行流程——多主体之间互动性不足


  从以上运行模式可以看出。在运行流程来说,诉非衔接、诉调对接主要包括了流程:诉前进行调解后,由法院进行确认;诉前委托调解后,由法院进行确认;诉中调解后,由法院进行确认。多主体之间进行调解是一种相互配合、沟通的关系。多主体应该有着良好的互动,才能有助于调解效用的发挥。实践中,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不足,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多主体之间的反馈机制不畅,除个别争议较大、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主体之间会主动联系力争化解争议双方的矛盾纠纷,大多数案件中并没有充分进行反馈。这种不足,可以反映在委托(派)调解后的反馈,大多数反馈意见只是简单的批注“调解不成功”,或者对矛盾纠纷做简要评述,并没有载明主要争议点,也没有做好相应调解记录留存。二是多元调解机制,不仅在于要求多种主体参与到家事纠纷的调解中,也要求多元主体之间要形成良好的互动,以便进一步开展调解工作。但在实践中,个调解主体之间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甚至个别调解人员之间有所矛盾,导致调解主体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3、运行主体——多元调解主体上的瑕疵


  除法院外,其他多元调解机制中的调解主体,主要来源于人民调解委员会、专业调解委员会、仲裁委员会、以及其他法律职业共同体。在LZ农村地区目前未成立涉农专业调解委员会,在调解主体的选任上(除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所工作人员外)主要依靠群众推举。由于农村地区人员素质的限制以及人力的限制,除专业性有待加强外,多元调解主体上还具有以下瑕疵。一是任范围过窄主要个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选任人民调解人员角度出发,在选任人民调解人员时,将知识能力作为重要考察方面,没有注重对调解人员所具有经验的考察,以及是否对调解工作具有积极性进行考察。另一方面是将人民调解制度等同于多元调解机制。民事案件依靠人民调解员,行政案件依靠行政调解,成为多元调解机制“默认”的诉调对接方式,实际上,多元调解制度就是要尽可能利用多方主体达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目的。因此,只要有助于达成调解意见的主体,不管是作为临时主体或固定主体的存在,只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都可以纳入多元调解主体之中。比如,农村社会具有强烈的宗族色彩,在宗族中具有权威的宗族族长,可以作为临时调解主体,纳入调解主体中,并且在考虑人民调解员选任上也可以考虑。二是调解人员进出规定缺失。人民调解员在选任上本身范围相对窄,多依靠村委会或者乡镇政府的推举,普通群众推举相对较少,法院或者调解组织对调解员深入了解也较少,因此在调解员进口上就存在把控不严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不满足调解所需的人民调解员又缺少动态的“出口”,只是在期限结束后,不再选用。除具有编制身份的人民调解员外,其余人民调解员处在一种流动性状态中,大多数调解人员只是将调解工作作为一种副业,加之调解人员也要从事生产生活,所以调解人员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另外,目前没有有效对调解人员进行考核,对于不愿再从事或者无法从事调解工作中调解员,没有明确形成动态进出机制。


  4、运行规制——程序性规定有一定缺失


  为进一步完善诉非衔接工作运行,LZ法院出台《委托、委派调解工作规定》,该规定共计十八条,具体有关程序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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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未对调解程序的进行作出更为细致的规定,程序限定的不足导致调解随意性增强。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主要依靠调解主体的劝解,不能形成书面材料。另外,虽然调解过程可以在诉前、诉中、诉后任意时间段启用,但在实践中,调解人员与审判员会随意扩大调解的任意性,不尊重当事人意愿,强行进行调解。在调解过程中不注重调解笔录的严谨性以及用语的规范性,也不注意调解结案卷宗相关材料的规范性。


  (二)运行效果——与期待值存在偏差


  运行现状机制上的不足,直接导致在运行效果上与期待值有所偏差。以2016、2017年度的LZ法院调解工作为实践,调解工作并没有明显得到提升,在法院进行司法确认的案件也一直处于低位运行状态。从法庭委托、委派出具调解的案件由于调解不成的回转率较高,导致部分法庭在实践中放弃委托、委派调解。只是在诉讼开始前,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或者直接邀请调解人员进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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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结合访谈,在运行效果上还存在以下现象。


  1、“三低现象”逐步显现。LZ法院实践中于2015年开始正式适用多元调解机制,在目前实践中,人民调解员、陪审员参与到多元调解机制的比例逐步降低,且本身参与热情度也逐步降低。由于参与度、热情度降低,多元主体进行调解的积极效应也有所下降。另外,从审判人员角度出发,人民法庭担负工作较多,而人员相对较少,因此审判员无法也没有必要做到案案进行调解,对于双方争议不大的案件(财产关系不复杂),审判员不会投入精力进行调解工作,也不会过多参考其他调解主体意见。


  2、过度注重调解工具意义。个别审判人员只将调解作为结案的手段,没有注重在调解中保护当事人应有的利益,只注重调解的工具意义,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在调解过程中也要注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如个别离婚案件中,存在家庭暴力,被告品性不好时,仍然听从调解人员的意见,从和好的角度对双方进行调解。


  3、调解风险影响调解结果。主要是担心在调解中可能面临的虚假诉讼风险。多元调解机制与所有调解机制一样,同样也面临虚假诉讼的风险,即双方当事人通过民事调解制度来达到逃避债务或者其他非正当目的,如通过在另案中达成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以达到利于另案的处理结果。在民间借贷、离婚纠纷中诉讼风险较高。


  4、深入对案件进行调解较少。人民调解员在具体工作中,除接受法院的委托对案件进行调解,其还承担其他工作,如对未进入法院的纠纷进行调解,担负信访、维稳其他工作,或者与其他组织开展调解工作,难以对个案进行深入调解,提高调解工作的有效性。其他调解人员因自己要从事生产生活,也无法有效且深入的开展调解工作。对于法官来说,案件数量增多、人员不足、工作压力大,要求审判员对案件进行深入调解工作,挖掘案件背后可调解的力量,具有一定的难度。


  二、反思:现代化治理方式与农村社会利益表达的磨合


  “秋菊打官司”这一现象反映了法治与本土资源之间矛盾冲突的现象,随着我国普法活动的持续进行,一方面以法治为主导的现代化治理方式已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另一方面村民的行为模式并没有完全从固有的传统法律思维模式挣脱,但因又受现代法治理念影响,导致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双方主体既不能完全依照本地“民间”习惯来指引自己的行为,也不肯完全按照“现代法治”的要求行事,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调解过程中,也出现调解个体身上。总的来说,这种矛盾正是现代化治理方式与农村社会利益表达之间的磨合。在制度设计上,没有具体区分城区与乡村之间存在差异性,即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磨合的存在,导致在制度上设计上有所瑕疵。同时也是由于这种磨合的存在,导致多元化调解制度在效能发挥上受限。


  (一)农村利益表达所依赖的地方习惯、风俗、乡规民约约束力变弱


  现代治理模式对乡村社会旧有模式不仅有所冲击,现代化因素对乡村生活方式也有所冲击,在物质文明提升的同时,乡村社会的精神文明的匮乏导致道德失范现象也逐步显现出来。如,赡养纠纷案件在农村早已屡见不鲜,而这种现象正是乡村的地方习惯、风俗、乡规民约对村民约束力变弱的表现。相较于最低层次的法律所包含的道德要求,地方习惯、风俗、乡规民约部分内容是对村民所具有的道德品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种差异随着普法活动也逐渐被村民所发现。差异的存在,也使得地方习惯、风俗、乡规民约对村民的约束力进一步减弱。


  “有效的控制是一种平衡的过程,既要让当事人充分表达他们的案件及感受,又要保证交流的气氛是积极的”目前,以人民调解主的多元调解制度中,除当地行政机关下的人民调解办公室、司法所中的部分调解人员,其余调解人员以推选为主,虽然相较于其他人员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但总的来说,由于部分调解人员在法律专业上的欠缺,调解主体在开展调解工作时更倾向采用传统意义上的地方习惯、风俗、乡规民约,随着传统规则的约束力减弱,调解主体法律专业性又未能得以加强,调解有效性就会减弱。因此在调解主体上,即便根据大调解中心安排,必须安排足够数量的调解人员,但具有专业知识水平和工作经验,能真正从事调解工作的人员较少。


  (二)来自内部权威压制导致农村利益表达上会有所瑕疵


  虽然以地方习惯、风俗、乡规民约为主的传统规则对村民的约束力有所减弱,但另一方面氏族结构仍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种来自于内部权威的主体,有时可以成为助力于化解矛盾纠纷的力量,但有时又会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阻碍。这种阻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熟人关系”的排斥性。农村“熟人关系”所形成的关系网,对调解工作具有一定的排斥性。双方当事人及家人秉承着“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有时候是排斥引进外部调解力量对自己的案件进行调解。因此,贸然引进调解制度,并不总一定能够带来调解制度的积极效果,可能引起当事人的反感,反而影响下一步调解工作的开展。二是家族内部“权威压制”影响。如前所述,来自于家族内部的权威有时是可以促成调解结果的达成,但有时也会对调解工作带来负外部性。受家族内部的权威压制,当事人不敢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被动听从家族内部的安排或者接受家族内部的意见。


  利益表达的瑕疵,会使得调解人员在无法准确辨别矛盾双方主要争议焦点时,不利于化解双方争议所在,给调解工作带来一定阻碍。


  (三)农村利益表达中的非合理主张面临法律否认


  矛盾双方在表达自己主张时,往往会提出一些非合理的主张,特别是一些不合法但可能合乎情理的主张,这种主张在以身份关系为基础的纠纷中表现的较为普遍,如家事纠纷中,特别是离婚纠纷中,这种不合理主张表现的尤为明显。虽然对各种纠纷都有可适用的法律规则,但不能否认的是“财产关系是合理因素,身份关系是非合理因素,家事纠纷的基础是身份关系,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人机关系,对待非合理关系,适用合理的一般基准是不适当的”。身份关系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非合理因素,那么基于身份关系所产生的纠纷,其实本身在处理过程中就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这种不合理性表现在:一是当事人所主张的事项不具有合理性;二是当事人所主张的请求没有证据支持。以上两种情况都面临法律规则对其的否认。在家事案件中进行调解时,经常面临当事人根据共同居住生活的事实来推导其可以主张分割财产,但又缺少必要证据支持,再如,离婚纠纷面临子女抚养时,一方要求对方一次性支付子女所需的抚养费,这种主张不具有合理性,且因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考虑一次性支付的难度以及所可能产生的风险,难以达成统一的调解意见。


  (四)农村利益表达在法律程序行进中的会面临诉讼风险


  法律逻辑并不等同于日常生活逻辑,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传统法律思维占有一定地位,根据传统行为模式得出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会被法律所认可。当事人选择法律程序,除面临较高的诉讼成本外,还可能会面临其他的诉讼风险,如举证不能带来的不利结果、诉讼焦点的转移、诉讼请求以及案由的转变,这种诉讼风险往往难以被当事人所认可。所以,当案件进入法律程序后,法院可能会转移纠纷、改变、甚至加剧纠纷。虽然这种风险或者说可能面临的不利后果,往往会促使双方当事人进行妥协,从而达成调解协议。但这种风险或者说不利后果往往产生于诉讼阶段,当事人会将双方之间的矛盾转移到与法院之间,因此调解中的风险一直存在。这种风险导致在诉讼中,使得双方当事人甚至审判员、调解主体有可能面临人身风险,特别是部分家事纠纷案件,因双方争议较大,很可能将矛盾转移到审判人员或调解人员身上,从而对调解人员人身安全产生威胁。当事人对不利后果的预料有可能会促使他们达成调解协议,但是另一方面这种预料也会加剧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当事人反而可能会拒绝有利调解,即法院反而加剧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如实践中,部分案件还面临调解失败后,即使判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进一步加大,给下一步工作(如执行工作)带来困难。另外,由于在法律程序中存在一定的风险,缺少专业性的调解人员也不能充分了解或者预料风险,在调解时,调解人员有时会忽略风险或者高估风险,作出不恰当的判断,抑或过度畏惧风险会对自己造成不当影响,从而不敢深入调解。


  (五)调解的非程序性与法治的正当程序性


  “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的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援助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即正当程序是法律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法院在行使职权中所必须坚持的原则。如以上描述,L法院诉调对接的相关制度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针对家事纠纷案件如何进行多元调解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人民调解员对案件进行调解随意性较强,多元调解机制需要多元力量之间的衔接与互动,即各种主体进行调解时应该是一种动态交融的过程,在这种交融的过程中,至少要保障各主体进行调解的结果能够互通,即非法院调解所达成的调解结果至少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可以进行司法确认),调解人员专业性有待加强,调解中没有注重程序,导致调解程序具有瑕疵,作出调解协议,无法得到法律的确认。从较高的层次来说,非法院主体进行调解时对事实的部分的确认,如若能得到法律程序的确认,那么即便在法律程序不能得到调解,也可以进一步帮助法院查明事实,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


  其实,这种磨合还更明显的表现在争议双方的对待“诉讼程序”的心理状态上。一般来说,村民具有在传统意义上的“厌讼”情结,但随着现代法治思想的推进,村民“维权意识”进一步提高,在面对纠纷时也存在“借助法律工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种“喜”“恶”交替出现,一方面可以作为调解工作的基础,也有可能会破坏调解工作的基础。如何充分利用“厌讼”的有效性,避免“喜讼”的缺陷性,实则也是多元主体力量之间的交融过程。


  三、域外:“接近正义”体系下的诉讼外的替代政策


  在“接近正义”运动下,各个国家都寻求如何保障公民获得具体又符合实际的正义。在接近正义的第三次浪潮之下,更多关注于如何寻找诉讼外的替代制度。“在许多纠纷状况中,与其说让利害关系人借助专家,根据有关纠纷的知识适用普遍规则,还不如设法使纠纷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法院为当事人提供的所谓的交易基础,即给予作出有利决定所需的延迟、成本、不确定和纠纷当事人交易的柜台”,正是在这种接近正义的理论体系之下,许多国家都采用了法律中心、调停制度、法律咨询等措施。多元化调解机制也是促使公民采用更合理、更低廉的手段,通过“多元调解”这种平台,达到有利的结果。诚然其他国家的诉讼外的替代政策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毕竟“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但依然有值得借鉴之处。在英美法系以诉讼外的替代政策为目标,逐渐形成了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ADR)


  (一)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已成为衡量法治的指标


  得力于“接近正义”浪潮的发展,也基于诉讼案件的增长,诉讼程序又过于漫长,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ADR制度)从不被认可,到现在不仅在民事制度中广泛运用,也在刑事和解制度中有所认可。世界正义工程(TheworldJusticeProject)将ADR制度作为法治指数(TheRuleoflawIndex)作为评价一国法治的重要指标。ADR制度同我国的多元化调解制度并非同一概念,但有着相同的价值与目标追求,并且都能这种诉讼外的替代制度,整合较为优势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以及了法律资源,为当事人提供更好的纠纷解决选择方式。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完善ADR制度,主要在于其覆盖的全面性,也可以说现在ADR进入到有条件的强制利用阶段。如设置强制性的ADR适用或者将其置于强制性规定。另外,在适用的领域方面,除商事纠纷,特别注重一方当事人相对较为弱势的领域中,如在劳动、社会保险、环境、消费领域,或者较为敏感的基于人身关系产生的家事纠纷中。以大陆法系为中德、日两国为例,ADR制度主要有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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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陆法系中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的启示


  从以上德国和日本探讨非诉讼纠纷解决内容来看,对我国多元化调解制度可以起到以下启示。一是可以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目前虽然民事诉讼法中已经确认调解的效力,也出台调解相关的法律。但是参照日本、德国法律可以看出,我国诉前强制调解程序规定较少,除劳动争议仲裁前置外,必须经过调解的案件类型较少。二是进一步完善相关行业领域内的调解组织。依靠民间力量进行调解的行业中,除对医疗、交通、部分商事领域发展相关规定较为成熟之外,其余领域成熟度较低。特别是目前我国家事纠纷较多,但相对能给予当事人情感上支持、以及专业矛盾纠纷化解建议的机构较少,家事纠纷还是主要依靠社区人员的朴素的“劝解”。调解组织的完善还在于能将法律咨询与纠纷当事人个案需求进行有机结合。三是提高调解人员的专业性。依靠专业人才的意见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可以有效利用专业权威,为当事人提供更好的建议,也利于当事人选择更利于自己的纠纷处理方式。四是进一步细化纠纷解决类型。为提高纠纷解决效率,目前我国已经开始家事审判改革,即由专门的业务部门受理家事纠纷。但需注意的是,设置的派出法庭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且该地区家事纠纷占受理纠纷的比重较大,农村法庭应在进一步细化纠纷基础上,对案件进行有针对性调解。五是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虽然我国司法部门设置有法律援助中心,但不同于律师自发形成主动提供咨询,律师主要被动接受,且偏远农村地区享受不到这种较为优势的法律援助,能提供法律援助大多为法律工作者以及乡村“赤脚律师”。


  四、优化:以“多元”调解力量的动态交融为论证


  能在广大农村地区加大人力、物力投资来设置调解中心最好,但受制于人力、物力等原因,目前在广大农村地区不能设置如前所述的较为专业的调解组织,而且从成本上考虑,设置如此专业组织以应对少数案件,也不符合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因此,如何更好的利用现有的“多元”调解力量,让他们动态交融在一起,发挥合力,有效促成调解成功,才是目前可行之道。


  (一)着力补强多元调解主体力量


  1、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指导工作。人民调解员要提高其在调解工作上的专业性,提升调解成功率,应着重提高人民调解员整体能力,特别是非固定性“调解员”。一方面应展开对调解员法律知识培训。即可以由法院开展法律知识讲座,针对家事类纠纷常用法律规则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促成人民调解员在法律原则之下展开调解工作。另一方面,应加强对人民调解员调解技巧与方式的指导。目前,相对于其他国家普遍存在的专业调解员,我国人民调解员能力水平上有所欠缺,特别是农村地区人民调解员普遍不具有专业素质,多依靠情理进行调解。当情理与法理存在冲突时,调解失败率较高。在无法短时间提升人民调解员专业素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调解技巧与方式来提升调解成功率。法院或者政府职能机构可以通过邀请经验相对丰富的调解员,或者具有专业调解技巧人才,通过讲座的方式,来提升人民调解员的调解技巧与方式。通过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专业性,有效提升调解成功率。


  2、建立动态的调解员进出机制。没有动态的调解员进出机制,导致虽然人民调解员看似数量不少,但可从事、也愿意从事调解工作的人员较少,因此,建立动态的调解员进出机制十分必要。动态进出机制,可以有效保持调解员对调解工作的积极性,保障调解成功率。这种机制也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多大选用范围,增加并落实群众推举制度;二是强化对人民调解员的考察,对调解员的能力、秉性应有所考察,收集群众意见,确保选用具有一定“调解权威”“可服人”的人民调解员;三是完善对人民调解员的考核,对于人民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的数量、质量、积极度等方面进行考核,通过奖励优秀,激励人民调解员展开调解工作;四是在考核基础上完善退出机制。当调解员不再满足调解工作所需,应让不符合相关标准的调解员退出该机制,并且这种退出可以是动态的,并非只有在一段期限结束后,才可进行。动态调解员进出机制,通过始终保持调解员工作积极性、专业性,达到提高调解成功率的目的。


  3、畅通多元力量之间沟通之间。形成以法院为主导,其他多元调解力量协助、配合的多元调解机制。一是要注重多元力量之间的沟通、配合,在法院委托、委派后,或者在诉讼中由法院委托、委派的案件,不仅需要法院载明争议焦点,也需要其他调解组织载明争议焦点,即认真反馈调解处理结果。其他组织、人员进行调解时,应注重调解记录的形成与保存。


  (二)着力增强调解工作的有效性


  1、纠纷类型进一步细化。将纠纷进一步细分,对不同类型的案件采取不同的调解方法。虽然不能仿造建立专门调解组织,但将案件细分后,有所侧重进行调解,不仅可以进一步细化调解力量,还可以更有所侧重的开展调解工作。如家事纠纷中,一方面,家事类案件数量较多,而相对于判决,调解工作一般需要更多的精力。只有在充分听取当事人双方陈述,找出症结所在,才可以有效展开调解工作。另一方面,家事案件也并非每案必争,也有不少案件可以直接进行调解,还有当事人提出的不合理诉求难以得到法律的认可或者达成调解意见,即无调解的空间以及必要性。因此,无论是审判员抑或陪审员对待家事纠纷都应有所侧重的进行调解,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一是研判可调解性,即认真听取当事人陈诉后,研判是否具有可调解的空间;二是当事人提出的无法在审判中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调解(如寻求政府职能机构的帮助);三是针对双方冲突较大,易产生不稳定因素的案件,应着重开展调解工作。


  2、灵活运用多方调解力量。多元调解制度其特征在主体多元化,人民法庭在运用该制度时,只注重运用人民调解员,对于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家族权威、或者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村民都没有纳入其中。在解决家事纠纷时,相对于人民调解员具有“外人”的性质以及当事人对调解员的不认可,来自于家族内部或者本村权威人士,当事人对其可能更为“服从”,因此他们能更方便也更适合加入调解之中,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另外,除调解组织,政府相关职能机构也可以加入调解中,如赡养人普遍困难的赡养案件中,可以通过将民政机构纳入调解中,为原告争取一定的福利待遇,来达到调解的目的。


  3、发挥巡回审判“溢出效应”。人民调解员,特别是选任的调解员并不像法官一样具有一定的调解权威地位,当事人多数情况下对其进行调解并不从心理产生一定的服从,因此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权威性,可以有效提升调解效果。加强对人民调解制度的宣传,可以达到提升人民调解员权威性的目的,而最好的宣传方式就是开展巡回审判。目前,法庭开展巡回审判主要以庭审为中心,对调解宣传并不充分。在巡回审判时,加入人民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让普通群众认识并理解调解工作,可以有效提升调解的权威性,充分发挥巡回审判的“溢出效应”。


  (三)着力加强多元调解程序规则


  1、形成对调解过程的记录。多元主体多案件进行调解时还存在调解不规范的问题,如: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时,不注重当事人本人的意愿,加之笔录不规范,因此当事人事后反悔的情况仍然存在。为维持调解协议的稳定性,也为保障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权益,必须要做好调解对调解过程记录工作,包括形成调解材料,规范材料的形成、装订,调解员全程留痕制度。一方面调解过程的记录,可以作为人民调解员展开调解工作记录,并作为对人民调解员工作的考核,还可以在调解员作出大量工作后仍无法形成调解成果时,该记录可以作为给予物质保障的依据。另一方面,通过多调解过程的记录,可以有效提升调解过程的规范性,杜绝调解的随意性,并保持已达成调解协议的稳定性。


  2、注重调解过程中证据固定。如若当事人之间无法达成调解协议,案件恢复审理时,“为减轻当事人的负担及回应程序经济的要求,应容许在审理程序中援用调解阶段收集的资料”。调解阶段收集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其重点在于可以满足证据的“三性”要求。故,审判员与人民调解员按照程序对收集的材料、所形成的笔录以及其他证据进行固定,是减小当事人负担,提升庭审效率的重要


  (四)着力增强调解中的法律援助力量


  由于目前在广大农村地区调解人员专业有待加强,虽然可以通过培训进行提升,但短时期内调解人员的专业性也难以得到显着提升,且培养一个专业的调解人才也需要时间、金钱成本。为提高调解过程中的专业性,为当事人提供必要的的法律援助是有效措施。由于律师数量有限,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法律工作者,应将法律工作者作为调解中的主要专业性人才。如在LZ地区,派出法庭所在的乡镇都设有法律服务所,有一定的人员基础。目前LZ地区,将法律工作者进一步细化到村一级法律服务中,争取每一个村都有法律工作者能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并由其参与到所涉纠纷中,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阆中法院 伏瑚


编辑: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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